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中国遗产的批判视角后，尹凯老师回到西方批判性遗产研究的视野。他认为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发展主要有三个背景因素：1980年代英国的遗产争论、批判性遗产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自2012年召开会议后的推动、2013年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第6期推出的“批判性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专版文章的发表。之后，尹凯老师梳理了批判性遗产研究中的六种基本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问题：
1、批判性遗产研究在批评什么？这些批评是不是合理的？
2、批判性遗产研究是遗产研究的出路吗？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具有重建意味的遗产研究路径？
对于前者，尹凯老师提出遗产的制度化（heritage institutionalization）这一术语，以此来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国际机构经由制度性文件搭建起来的制度化框架；对于后者，尹凯老师则用遗产的混杂性（Heritage Hybridity）来更全面地理解遗产是什么、遗产是如何生成的、遗产是如何被感知的复杂问题。
二、遗产的制度化
针对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主张，尹凯老师从遗产的制度化方面对批判性遗产研究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反思。首先是基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尹凯老师为遗产的制度化进行了辩护。他认为遗产制度化是从全球视野关注人类遗产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最大的发现在于以非政治的遗产概念锻造一个与国际组织彼此互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处理人类事务全面失败之后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对其价值进行冷静分析，而不能仅仅以“文化霸权”的便签视之。
之后，尹凯老师又分别从规则制定的言说范畴、价值判断的观念范畴、实证主义的本体范畴三个方面对遗产的制度化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遗产制度化是经由一系列具有约束效力的文件和标准将原本多样而混乱的遗产现象予以秩序化，进而建构一套相对标准的评价体系和保护规范的行动，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通过制度性文件形成的有关“遗产是什么”的总体认识。而世界遗产“杰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评价标准与其说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表现或是一种蓄谋已久的安排，毋宁说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其最高和最终的归宿仍是对全人类的关怀。
因此，尹凯老师认为批判性遗产研究对“世界遗产”制度化过程的批评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批判性遗产研究在探究遗产本质的观念与价值时，陷入到东方与西方对立的关系中。第二，对遗产制度化过程的批判是基于过去与现在的比较而得出的，并未将其具体的实践放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予以考虑。第三，关于突出的普世价值和文化概念的认识存在问题。即“突出”指的是一切文化平等的基础，普遍鼓励的是文化多样，而非霸权和同质。
三、遗产的混杂性
在遗产的混杂性方面，尹凯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批判性遗产研究在理解与实践层面的四个困境：遗产信仰论（heritage belief）与遗产无神论（heritageatheism）之间的争论；知识论的泛权力主义观点；对话语分析的迷恋及其造成的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政治正确的道德立场及其对遗产本质及其复杂性的简化。
正是面对这些困境与不足，尹凯老师提出了“混杂性”的概念来重思批判性遗产研究。尹凯老师认为混杂性（hybridity）构成了一种既不属于自我，也不属于他者的中间状态或接触地带。因此，主客体之间可以在此状态中进行翻译式的、文化传译式的穿梭。从价值层面来说，混杂性首先破除了对本质主义、纯粹主义和二元关系的想象；其次，还催生了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总体理解与全面阐释的可能性；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混杂性要求的并非是价值判断、理论先行的立场，而是应该保持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力图从社会现象与经验材料中发现那种“清澈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尹凯老师又从遗产管理的混杂性、地方社会的混杂性、遗产研究知识史的混杂性三个方面为我们阐释了混杂性的遗产研究。在地方社会的混杂性方面，尹凯老师举了《喧嚣的新村》中的案例。在武夷山申遗的过程中，主要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为申遗做准备，而生活在武夷山中的居民反而被排除在外。因此在申遗成功后，一些当地居民会通过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乱收停车费）来为自己谋取各种利益，参与到遗产实践中。在这一方面，尹凯老师认为我们需要关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研究，即经由田野调查来发现日常生活中非正式反抗、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与技艺，进而实现对遗产意义生成的混杂性认识。
